又《新唐书》二二二中《南蛮传·南诏传》（参《通鉴》二五三“广明元年”条及胡《注》）云：
会西川节度使陈敬瑄重申和议，时卢携复辅政，与豆卢瑑皆厚〔主和之高〕骈，乃谲说帝（僖宗）曰：“宣宗皇帝收三州七关，平江岭以南，至大中十四年内库赀积如山，户部延资充满，故宰相〔白〕敏中领西川，库钱至三百万缗，诸道亦然。咸通以来，蛮始叛命，再入安南邕管，一破黔州，四盗西川，遂围卢耽，召兵东方，戍海门，天下骚动，十有五年，赋输不内京师者过半，中藏空虚，士死瘴疠，燎骨传灰，人不念家，亡命为盗，可为痛心！”
自咸通以后，南诏侵边，影响唐财政及内乱颇与明季之“辽饷”及流寇相类，此诚外患与内乱互相关系之显著例证也。夫黄巢既破坏东南诸道财富之区（见上篇所引《旧唐书》一四《宪宗纪上》“元和二年十二月己卯史官李吉甫撰《元和国计簿》”条），时溥复断绝南北运输之汴路（详见崔致远《桂苑笔耕集》及拙著《秦妇吟校笺》），借东南经济力量及科举文化以维持之李唐皇室，遂不得不倾覆矣。史家推迹庞勋之作乱，由于南诏之侵边，而勋之根据所在适为汴路之咽喉，故宋子京曰：“唐亡于黄巢，而祸基于桂林。”（《新唐书·南诏传》论）。呜呼！世之读史者傥亦有感于斯言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