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关于教材文学理论与文学批评的关系问题。依据钱中文的意思，他似乎认为教材就是一些稳定的知识，这些知识是对文学基本问题的普遍性、规律性认知，而批评则是对具体文学现象/问题/活动的阐释，两者的转换似乎并不容易。而且回到现实中，批评的问题和局限太多，也不能“留下什么实质性的东西来”，因此，不应该进入教材文论之中。看得出来，钱中文对批评是不放心的。但在陈晓明看来，根本就没有关于文学基本问题的所谓普遍性、规律性知识，有的只是对于具体文本/现象/问题有效阐释的知识，而且这些知识正是来自批评实践。因此，即使教材不讲述“批评”的理论，也应该对这些“稳定”的理论做事件化的理解，将它与语境联系起来，特别不能忘记其与批评的内在关联。
再回到一般文学理论知识生产的实际情状来看，我们认为，陈晓明的思考也是有针对性的。这里不妨指出当前依旧突出存在的两种情况。
第一种情况是我们的文学理论知识生产主要对一些基本文学问题进行玄想、思辨。其中最优者无非是能够做到有学理，有逻辑说服力，是读之却不觉得这是“文学”的“理论”。[78]它只是在“文学理论学”的层面上与文学有点关联，具有一定的存在理由。[79]但不可否认的是，这类文学理论因其“知识”品质较低而往往不具备传世功能，以至于我们在书写文学理论史时，常常为言说的对象犯愁。我们往往很难发现一个概念范畴、一种思想观念、一种批评方法甚至一篇有原创的论文是中国文学理论界的。这对于研究者个人而言，恐怕也是或悲剧壮美或荒诞虚无的事情，即从事一辈子的所谓文学理论知识生产，结果却没有办法在文学理论历史上留下哪怕只言片语。很多学人一旦停止著述，就会开始被人遗忘。同时，这样的文学理论知识更遑论辐射到其他学科了，即使对文学学科之内的二级学科都鲜有影响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