还在1931年6月，即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尚未宣告成立之前，中共中央就已经在强调所谓“进攻路线”了。它在责令“江西中央苏区必须在八一以前开成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成立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临时政府”的同时，明显地开始主张改变前此红军军事上灵活的策略，要求红军必须“日益向外发展，日益扩大他的领域而威胁着中心城市”，必须致力于“击破敌人主力以至完全消灭他们”。它特别提醒说：“即使红军在某些根据地受了一些挫折，或者敌人以极大部队压迫较小集团的红军，红军也不能远离根据地去躲避”，必须以坚壁清野和群众游击战争的方法来困扰敌人，抽调出红军主力“来给敌人以不及预料的反攻”。8月30日，当中共中央了解到“中央苏区至今还没有建立巩固的根据地”，红军“困于长期的内线作战，很困难的向外发展”时，依旧主张“红军在冲破三次‘围剿’后，必须向外发展，必须占领一个两个顶大的城市”；甚至提出：“愈因敌人进攻的激烈，愈显示出两个政权对抗意义的重大”，“必须有一群众的苏维埃政府来领导这一推翻帝国主义国民党统治的国内战争与发展土地革命”。而其解决军事危机的办法，却是“努力发展苏区内部的阶级斗争”，“组织群众的团结力量”，“尽量扩大和加强群众的自卫能力”。在他们看来，只有愈加紧苏区内部阶级斗争，“群众的发动力和团结力才愈加强”，从而“使他们自动的去发展游击战争，阻碍敌人的前进”；而只要群众都自觉地投身于革命战争了，就不愁打不败敌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