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马岱将魏延的人头送给杨仪时，杨仪用脚踏着魏延的头说：“庸奴，复能作恶不。”直到“夷延三族”，才解了个人心头之恨。如果是“公仇”，何来这样的意气。杨仪杀了魏延之后，到了成都，“自以为功勋至大，宜当代亮秉政”，谁知只得了一个“中军师”的不大不小的官。于是怒于声，竟然十分悔恨地说：“往者丞相亡没之际，吾若举军以就魏氏，处世宁当落度如此邪！令人追悔不可复及。”（《三国志•蜀书•杨仪传》）这哪里有一点忠于国家的影子！
魏延在诸葛亮死后，因一时冲动而忘了大局，是不应该的。但我们在这里不是考虑论功行赏或是按律处罚的问题，而是说魏延完全可以不“反”，不听杨仪的话是不是“反”，还是一个值得考虑的问题。如果魏延不是被杀，而是打了胜仗再回成都，向刘禅交差，情形会怎样呢？问题在于诸葛亮没有安排好。岂止是没有安排好这一件事，整个魏延就没有用好。魏延认为自己在诸葛亮的手下是“不能尽才”，可谓切中要害。如果和曹操的用人比较起来，诸葛亮差得何其远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