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一座高等学府里，学术应是衡量一切的最高标准。有人问我，西南联大是怎么成就人才的？我答曰：“学术自由，如此而已。”惟自由才有学术。独立思考，见由己出，斯有真心、真言与真才实学。
1949年新中国成立，标志着我哲学人生的第一次大转折。为追求进步，我走出了先前所沉迷的“象牙之塔”。从1949年至1978年的30年里，是我哲学人生中的第二个时代。在这个时代里，我虽然也写了不少哲学文章，但大多是一唱亿和之作，缺乏自我和个性，没有什么学术价值。那是我误入歧途的30年，乏善可述，我已在拙著《归途》一书中作了沉重的反思。
1978年开始的改革开放是我哲学人生的第二个转折点。
从1978年至今这第三个时代里，在改革开放的大好形势下，我回到了走向“自我的精神家园”的归途中，进入了一个真正做学问的时代。我个人的业务进展也比较大，青年时期就已萌发的哲学追求也似乎找到了一点边际。但“夕阳无限好，只是近黄昏”。“文化大革命”结束、改革开放后的20世纪80年代初，我已是60岁的老人了。为了找回和补偿已失去的盛年，我只能以“人一能之己百之，人十能之己千之”的精神，勤耕至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