至道末??二二二四五八〇〇缗
天禧末??一五〇八五〇一〇〇缗
皇祐元??一二六二五一九六四缗
治平二??一一六一三八四〇五缗
天禧末的岁出，是一二六七七五二〇〇，还有盈余。治平二年的岁出，是一二〇三四三一七四，再加以非常出临时经费。一一五二一二七八，就不足一五七二六〇四七了。
（3）宋朝的政治，还有一种毛病，便是防弊太甚。不但削弱外官的权柄便对于中央的官，也是如此。唐中叶以后，因为宦官掌握兵权，枢密使一职，就渐渐尊重，前面已经说过了。前篇第三章第一节本篇第一章第四节。却到五代时，还相沿设立此官，改用士人，宋朝也是如此。又唐朝中叶以后，因财政紊乱，特设度支使一官，以整理财政，又因这时候，盐铁两项，都是入款的大宗，又特设盐铁使一官。宋朝都没有裁掉；于是合户部度支盐铁，为一个机关，谓之三司。就成一个“中书主民，枢密主兵，三司理财”的局面。宰相的权柄太小。当时的人说：财已匮而枢密还是添兵；民已困而三司还是敛财；中书看着民困，而不能叫三司宽财，枢密减兵。这就是行政不统一的毛病。而谏官的气焰却极盛。这个（一）者因宋初的君主，要想防制权臣，特借台谏以重权。苏轼说：“历观秦汉，以及五代，谏诤而死，盖数百人：而自建隆以来，未尝罪一言者；纵有薄责，旋即超升。许以风闻，而无官长。风采所系，不问尊卑。言及乘舆，则天子改容；事关廊庙，则宰相待罪。故仁宗之世，议者讥宰相但奉行台谏风旨而已。”（二）者，也因为五代时候，风俗大坏，气节扫地，发生了一种反动力。宋朝的士大夫，就多有“务为名高”、“好持苛论”的气习。喜欢求名，就遇事都要起哄，到后来就弄成一种群众心理的样子。好持苛论，便彼此不能相容，就弄得互相嫉忌，不免要用不正当的“竞争”、“报复”手段。——所以喜欢结党，喜欢排挤，喜欢标榜，喜欢攻击，差不多是宋朝士大夫，人人同具的气习。恭维自己的同党，便说得比天还要高；毁骂异党的人，就说得连禽兽也不如。叫后世读史的人疑惑，这时候，何以君子这样多，小人也这样多，其实谁也算不得君子，谁也不定是小人，不过是风气已成，人人为群众心理所左右。其中起哄得最厉害的，就是英宗时所谓“濮议”，欧阳修有一篇文章，记这件事情，颇为穷形尽相。惜乎太长，不能抄录；读者诸君，可自己取来看一遍。宋朝的党祸，实在是从真宗时闹起的。当时王钦若和寇准，就互相排斥。读史者都说寇准是君子，王钦若是小人。天书一件事，似乎是王钦若等几个人弄出来的。其实寇准也并没反对，而且也上书献符瑞。可见得两派之争，其中并没甚政见的异同了。天书的事情，丁谓是其中一个有力的人物，因为丁谓是做三司使，全靠他筹了款来，然后封禅等事得以举行的。真宗末年，复相寇准。真宗的皇后刘氏，“警悟，晓书史”，颇与闻政事。真宗末年久病，事情更都是皇后管的。内侍周怀政，不知怎样，忽然想请太子监国（刘皇后无子；后宫李氏生子，刘后取为己子，叫杨淑妃抚养他：后来立为太子，这便是仁宗），去同寇准商量，寇准亦以为然。后来事情泄漏了，便罢寇准，代以丁谓。怀政忧惧，要想废刘皇后，杀掉丁谓，再相寇准，而逼真宗传位于太子。事情又泄漏了，于是诛怀政，贬寇准，诏太子开资善堂，引大臣决事，而后裁制于内。这件事情，据《宋史》说：想叫太子监国，原是真宗的意思，不过对周怀政说及，而怀政出去告诉寇准的。然而羌无证据。若果如此，周怀政也不负多大的责任。何至于就想废皇后杀宰相呢？若本来周怀政和寇准毫无关系，废掉皇后，杀掉宰相，去请他来再做宰相，寇准又如何肯来呢？所以这件事，殊为可疑。寇准既贬，丁谓自然得法了。未几，真宗去世，丁谓和内侍雷允恭，去营视山陵。雷允恭误听人言，把皇堂移了一块地方。太后叫王曾去覆看。王曾就说他“包藏祸心，有意移皇堂于绝地”。借此把丁谓挤去。这种手段，殊不正当，而宋人非常赞美他。丁谓既罢，代以王曾。后来吕夷简做宰相。吕夷简这个人，《宋史》上也说他不大正当的。然而也没甚显著的坏处。仁宗是李宸妃所生。当刘太后在日，始终自己没有知道。刘太后死后才有人对他说起。于是仁宗大恸，去易棺改葬。先是李宸妃死的时候（李氏本是顺容，疾急时，进位为宸妃），刘太后本要“用宫人礼治丧于外”。吕夷简对太后说：“礼宜从厚。”又对承办丧事的内行罗崇勋说：“宸妃当用后服敛，以水银实棺。异时莫谓夷简未尝言也。”罗崇勋也听了他。及是，仁宗开棺验视，妃“玉色如生，冠服如皇太后”，乃叹曰：“人言其可信哉。”（当时告诉仁宗的人，说宸妃是死于非命）待刘氏加厚。吕夷简这种事情，读史的人，不过说他有心计，能替刘氏打算，其实这等处，消弭掉无数无谓的风潮。不然，早就兴起大狱来了。仁宗即位之后，吕夷简仍做宰相。仁宗的皇后郭氏，因和尚美人、杨美人争宠。自己去批尚美人的颊。仁宗自起救之。误批上颊。仁宗大怒，要废掉郭后，吕夷简不曾反对。这时候，孔道辅做台长，率谏官范仲淹等力争。一时都遭贬谪。这件事，宋人也算他一件大事情的。西夏既和之后，仁宗用夏竦做枢密使。谏官欧阳修等攻之。说他是奸邪。竦才到京城，就罢去。代以杜衍。于是国子监直讲石介，就做了一首《庆历盛德诗》，以称美仁宗。杜衍之党，和夏竦之党，就互相指目为党人，大相攻击（欧阳修《朋党论》，就是作于此时）。前八六九年，仁宗以范仲淹为宰相，富弼为枢密使。范仲淹是王荆公以前一个有心改革的人。《宋史》上说他锐意裁抑侥幸，考核官吏。然而不便者多，不过几个月，就罢去。杜衍继为宰相。御史中丞王拱辰攻其婿苏舜钦，和他所引用的集贤校理王益柔。杜衍不自安，罢职而去。于是富弼、范仲淹、欧阳修等，也联翩辞职。拱辰大喜，说：“吾一网打尽矣。”而夏竦又继为宰相。再以后的大事件，便是濮议了。以上党争的事情，一一详叙起来太繁。《宋史》中诸人的传，读者可自取参考。但是《宋史》的议论，全是一偏的。须得自出眼光，用精密的手段考校。总而言之：宋朝的党争，不过是闹意气。并无甚真有关系的事情。却因此弄得政局不能稳静；无论什么人，都不能放手做事情；就奋勇去做，也四面受人牵掣，不得彻底；即使一时勉强办到，不久政局转变，也要给人家取消掉的。后来的王荆公，就是榜样。这个却贻害甚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