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带一路”投资动机不同，影响因素也会有显著差异。目前，已有关于在“一带一路”框架下中国对外投资动机的研究，主要是以研究区位选择或者东道国制度质量为主线，将中国对外投资动机作为切入点，分别分析差异性动机对于研究主线的差别作用。例如，杨亚平和高玥从制度距离以及海外华人网络视角入手，利用2003—2014年我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投资数据，使用负二项回归模型进行实证检验，研究结果显示，我国企业在进行对外投资选址时，正式制度距离具有“非对称性效应”;我国企业具有差异性制度距离偏好。例如，技术研发型投资偏好正向制度距离大的国家，而商务服务型以及当地生产型投资则显示出规避负向制度距离大的国家的趋势。①黎绍凯和张广来兼顾投资动机以及风险规避的研究视角，研究了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投资布局以及其优化选择，从区位选择以及投资规模两个角度，利用二阶段引力模型，对中国投资进行优化决策分析，并根据研究结果提出相应政策建议。②彭冬冬和林红主要研究东道国制度质量对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投资的影响，但是该研究是在差异性投资动因基础上进行的，实证部分采用的是负二项回归模型。实证结果显示，对于市场导向型、技术导向型、成本导向型以及工程承包型投资，综合制度环境优良的东道国具有更强的吸引力，而中国资金更倾向于流入法治水平较低的东道国。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