顾颉刚所论后期史学之所以不同于前期史学，之所以获得明显进步，是由于五个“助力”所致，是很重要的见解，其中关于新方法、新史观、新材料的论断，尤为深刻。梁启超在1902年发表《新史学》，呼唤“新史学”的出现；40多年后，顾颉刚已做出这样的概括，中国史学确有了巨大的变化了。《当代中国史学》作为第一部对新旧史学做出总结的史学史著作，应有不可忽略的历史地位：一是近代意识突出，二是关注新史料的价值，三是重视文、史关系。
金毓黻的《中国史学史》和顾颉刚的《当代中国史学》这两本著作，今天仍有许多可以参考的价值。
3.关于“新史学”的阐述与评价。这个时期人们发表的一些专题论文，除一般性地讨论中国史学史的发展问题，如写什么、怎么写而外，较有特色和分量的，是周予同的《五十年来中国之新史学》（1941年）和齐思和的《近百年来中国史学的发展》（1949年）。这两篇论文都是数万字的力作，而重点又都是讨论中国近现代史学，它们同顾颉刚的《当代中国史学》相得益彰。
周文开篇，首先表明作者对中国史学发展的一个总体上的认识，继而着重对“新史学”加以评论。作者是这样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