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和平与发展”的重大历史性转折，在世界大地上率先突破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形成的、主导了东西方两大阵营几十年的冷战思维方式，在理论上与实践上历史性地重构了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相互关系，断然摒弃了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绝对对立而不能相互借鉴的意识形态教条，有力打通了中国的社会主义与外部世界，特别是与资本主义世界进行普遍交往的理论通道和实践通道。邓小平理论因此开辟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第二次历史性飞跃的变革历程，实现了社会主义从传统形态到现代形态的历史性革新，破解了20 世纪世界社会主义发展史和共产党人执政史上的“世纪性难题”，从而不仅在理论形态上，同时也更在实践形态上，历史性地展示了中国共产党人引领中华民族在21 世纪何以复兴的基本秘密。这是邓小平运用毛泽东关于理论与实践、普遍性与特殊性相统一的哲学范式和解释框架，创造性地解决当代中国问题、开辟改革开放全新之路的卓越范例，在整个世界社会主义史上也是浓墨重彩的经典篇章。
中国共产党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历史一再证明，反对“左”倾教条主义一直是关系到中国共产党人生死存亡的重大任务之一。中国共产党人之所以每当处于历史发展的重大转折时刻，都强烈地提出思想解放和理论创新的历史任务，在某种意义上说就是为了破除主观主义，特别是“左”倾教条主义，重新获得既能够自我变革、自我发展，而又善于对外开放、合理借鉴的新的思想资源和理论形态。邓小平之所以在中国社会发展的又一个关键时刻，在88 岁高龄之时仍千里迢迢不辞辛劳地视察中华大地并发表南方谈话，深刻批判姓“资”还是姓“社”的争论，强调计划和市场的非社会制度的属性，作出“中国要警惕右，但主要是防止‘左’”[12] 的著名论断，目的都在于断然拒绝、否定和排除“左”倾教条主义可能带给中国共产党、中国人民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严重危害。这是当代中国共产党人能够批判性地超越前人，从传统形态的社会主义走向现代形态的社会主义的哲学秘密和理论秘密所在，是当代中国共产党人赢得新的卓越的执政能力和现代化的领导水平的深层理论原因，是当代社会主义中国之能够顺乎世界潮流、充满生机与活力并取得而且将继续取得巨大成就的根本原因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