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淦昌在接受这一新命令后立即开始了布置。10月，他与自己的学生、后来也成为杰出物埋学家的程开甲教授时任西北技术研究所所长组织召开了我国首次地下核试验讲座会。会议的主题非常明确：争取在一两年内将地面核试验多数转人地下操作。在这之后，王淦昌作为我国地下核试验的直接组织者和领导者，全面担起了理论与设计的重任。繁重的工作使他不得不奔波于罗布泊和北京之间。然而这位年已六旬的老科学家不曾想到在他从事如此机密和重要的工作时，一场他根本弄不懂的劫难正像洪水猛兽向他袭来……
那一天王先生从青海回到北京，我开着他的伏尔加专车去接他上班。在他将要钻进车内时，王先生突然站住了，然后绕到车子后面，半天站在那儿一动不动。我急了，以为出了什么事。过去一看，原来车后的玻璃上又被造反派贴了张标语，那上面写着反动学术权威几个大字。我看到王先生的脸色气得发白，嘴唇微微颤抖着。这帮狗日的！我心里骂了句，因为在王先生回来之前就有人已经貼过同样的标语，可每次都给我撕了。我没有想到今天乂有人貼上了。为此我曾向李觉副部长反映过，李觉将军当时已经升为二机部副部长了，他也很气，说王先生这样的科学家是国宝，怎么能不负责任地说他是反动学术权威？李将军指示我不要让王先生知道这样的事，以免刺激王先生。可是那天我还是没有把好关。时隔近20年后，我采访跟随了王淦昌十几年的司机大邵同志，这位中原大汉仍然怀有几分内疚。大邵全名叫邵春桂，现已退休在家，这位经历过朝鲜战场洗礼的老战士，自1960年起就来到核研究所院，之后就成了王淦昌的专职司机，同时又兼职成为王淦昌的随身警卫。文革那十年里，王先生他们一批科学家受到了极不公正的批判和冲击，受尽苦难。外界都不知道，其实那些年正是我国核试验搞得最多任务最重的年头。在这种情况下，王先生他们的日子可想而知有多不易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