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部分是甲骨学家。著名考古学家董作宾先生不仅对甲骨学的发展作出了重大贡献,而且还对甲骨书法颇有研究。他常在公余之暇,挥毫临习甲骨文刻辞。据曾跟董作宾从事殷墟发掘、研究的石璋如先生回忆,董先生认为研究甲骨,摹写是一件很重要的工作,不能马虎,或当作消遣自娱,一定要认真对待。他先用玻璃纸蒙在拓片上,勾出轮廓,再与原版甲骨对照着摹写上面的卜辞。董作宾这里使用的方法正是书法临摹中的勾填法。尽管他的目的可能是为了准确地复制、记录甲骨文,但这样长期不懈地摹写,客观上使董作宾对甲骨文从纯粹的科学研究过渡、发展到艺术审美阶段,从而使他的甲骨文临摹上升到较高的艺术层面。在他留下的甲骨文书法中,有不少就是对甲骨文的忠实临写,不仅在字形上,在布局上亦是,也由于这个原因,他的甲骨文书法在面目上很接近甲骨文原貌,起、收笔皆尖锐,无疑是在模拟甲骨锲刻状。然而在董作宾书写的甲骨文楹联中,这种模拟锲刻的痕迹变得弱化了,代之以书写意味,如其所书“不教春雨侵人老,亦见东风使我知”联,虽然字的收笔仍尖露成悬针状,但起笔调锋逆入,浑厚饱满,骨力内敛。在笔法及结字上,可以看出董作宾吸收了金文书法的特点,故书写显的朴实、敦厚。布局停匀大方,疏密得宜,在甲骨文的书写上,有自己鲜明的个性。据严一萍先生回忆介绍,董作宾曾在前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所长傅斯年先生逝世时,用甲骨文字撰写了四百多字的长篇挽联。其结体纵横开合,上下错落,浑厚劲削,绵里藏针。董作宾从甲骨文拓片的临摹走出来,带着自己的个性与面貌,启迪着后人。郭沫若作为甲骨文研究成果卓著的学者,其甲骨文书法却不多,尤为珍贵,今仅见《甲骨文字研究》中一小幅甲骨文临作及1934年为柳非杞书甲骨书法条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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