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底，我们都当上了县广播站的“优秀通讯员”，奖品是一只红色塑封笔记本。所谓荣誉，是社会秩序的重要构件。从幼儿园的小红花开始就是。
本以为，这将是荣誉的起点，就像一脚踩中了跳板，会直接蹦到下一只，这第一只跳板是第二只跳板的积累，我以为，既然写了大量通讯稿，又有墙报和排练文艺节目，自己已然做出了成绩，是当然的先进知青。
事实却是相反，我一脚踩空迎来当头一棒。
负面反应超出了我的想象。本以为，先进知青仅仅事关荣誉，无非是不够风光而已。未料面团持续发酵，日子变得日月无光。总是有人暗示，评不上先进，意味着，招生招工都不会获得推荐，长此以往，便真的要在乡下一生一世了。
我终于如梦初醒，优秀通讯员非但不是跳板，反倒是绊脚石，非但不能给前程添砖加瓦，反而会变身为大大的泥坑。
一条分界线划开了插队生涯，我不再写通讯报道。说实话，我也已经厌烦。我知道它们是怎样写出来的。
有次大队通知我和郑江葳去开会，说是来了位大记者，要我们提供素材。人被通知从各生产队赶来，坐满了一屋，正中间一个中年男人，他的后背对着窗口，整个人轮廓分明，有着一股大地方的阵势。支书首先讲春耕大忙、上级指示、大家发言……所谓素材，实在是古怪名堂，又如何提供呢？讲咩嘢啰？大家你望望我，我望望你，无人作声。冷场片刻，唿声间郑江葳讲：“我来讲一点。”她讲了一点两点三点，记者听着，一言不发，也不点头，亦不笑，并不做笔记。郑江葳无视大记者的淡漠，镇定地把自己的几点讲完了。无论谁说什么，大记者一概面无表情，自始至终，他只言未讲。奉命提供素材的人始终不知讲的有用没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