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换算到人类社会，马克思曾说过一句话：“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上层建筑反作用于经济基础。”在“少数民族南下”前，中国的经济重心都在北方，中原人掌握着最先进的生产资料和生产方式，而东晋王朝建立的根基恰恰就是这批南渡的衣冠士族。我们所提到的东晋四大家族“王谢桓庾”都是北方侨民中的代表性家族，所以由这些人组建的政治班子自然是要维护侨民的利益。因此，“侨置郡县”这一政策看起来劳民伤财，却恰恰是保障侨民利益的最佳妙方。
但是，关于第二个问题，江南人有话要说了：凭什么外来的伧子好念经？凭什么我们的吴中四大家“顾陆朱张”只能靠边站？凭什么要咱们给你们这些难民当牛做马？所以，心中不满，积怨颇多是必须的，事实上，这样的怒气也确实宣泄过。如果大家还记得我以前提到的周玘，便能理解到，他恰恰就是在这样的形势下，振臂一呼，代表全体江南人发出政治诉求的。只可惜，点背了，最终抑郁而终，而另一江南本土豪强，吴兴沈氏也因为受到“王敦之乱”的波及而归于沉寂。“枪杆子底下出政权”，失去了枪杆子的江南土著就算心中再不满，心中再愤恨，也只能接受既成事实，掀不起大浪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