昔隋氏穷兵暴敛，害虐生民；其民不忍，共起而亡之。唐高祖以一旅之众取关中，不半岁而有天下，其成功如此之速者，因隋大坏故也。以治易乱，以宽易暴，天下之人归往而安息之。方其君明臣忠，外包四荒，下遂万物，此其所由兴也。其子孙忘前人之勤劳，天厌于上，人离于下，宇内圮裂，尺地不保，此其所由废也。其治未尝不由君子，其乱未尝不由小人，皆布在方策，显不可掩。然则今所宜监，莫近于唐。[82]
宋代史家这样重视历史上的尤其是唐代的治乱兴废，自有很多现实上的考虑。可见朱熹说的“大伦理、大机会、大治乱得失”，也不是偶然的。
宋人孙甫更是从史学批评方面提出对于“治乱”的认识。孙甫也是专治唐史的。他从宋仁宗康定元年（1040年）至嘉祐元年（1056年），以16年时间撰成编年体《唐史记》75卷。可惜其书久佚，今存书序及史论92首，辑为一书，即《唐史论断》，凡3卷。孙甫撰《唐史记》，这跟他的史学批评思想有极大的关系。他在《唐史记·序》中反复阐述了自己的见解，归结起来，其大意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