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国民党接收东北之受挫相比，中共对东北的经营则相当成功。抗战刚刚胜利，中共冀热辽军区即派第16军分区司令员曾克林率领4000多人，于1945年8月底从山海关以北绕道进入了东北，并在30日占领山海关，卡住了由陆路出关之必经咽喉要道，占据了进入东北的天时与地利。此时，因为苏军尚未完全控制东北，东北情况还不明朗，中共对能否大举派军队进入东北一时尚不能断定，因此中共的态度较为谨慎。但先期进入东北的中共人员传回的情报，对中共在东北的发展前景均持乐观态度。中共判断苏联虽因中苏条约有将东北交给国民党之义务，但对中共的活动“将会采取放任的态度并寄予伟大之同情”，而且国民党在东北向无基础，调派军队困难多多，中共“有很好的机会争取东三省和热、察”。因此，中共对进军东北的态度趋向积极，增加派往东北的部队和干部数量，并要求迅速出发，以非正式方式进入东三省。
9月中旬，中共决定了“向北发展，向南防御”的战略方针，由此使进军并经营东北成为中共战后战略布局中最重要的一着棋。为了经营东北，中共决定组成由彭真任书记的东北局，并先后派林彪、罗荣桓、高岗、陈云、张闻天、李富春等，包括4位政治局委员、20位中央委员和候补中央委员，占中共七届中央委员近1/3的高级干部前往东北。9月18日，中共在东北的最高领导机构——东北局负责人彭真、陈云等到达沈阳。当时正值苏联对国民党企图依靠美国海运部队接收东北不满，并对国民党的接收行动有所阻挠。彭真等在与苏方交涉后报告中共中央：苏方已下最后决心，大开前门，此间家务全部交我；他们建议中央下最大决心，立即从各区抽调主力赶进，用尽一切办法控制此间；认为这是决定全局的一环，宁肯牺牲其他地区，使之化为游击区，即使暂时丧失都值得。中共因此进一步坚定了向东北发展的决心，调派大批部队日夜兼程赶赴东北，而此时国民党接收东北的最高领导机构——东北行营尚在组建之中，东北尚无国民党的一兵一卒。到1945年底，中共出关部队总数已近11万人，其中以山东军区6万余部队为出关主力，其他还有新四军第3师3万余人，以及部分陕北、冀中、晋绥的部队，还有2万干部，加上到东北后扩充的部队，中共在东北已有13个军区3个纵队5个师17个旅，共27万余人。1946年1月14日，中共东北人民自治军改称“东北民主联军”，林彪任总司令，彭真任第一政委，罗荣桓任第二政委。在苏联的支持与默许下，中共先后成立了滨江、奉天、安东、辽北、黑龙江、合江、嫩江省政府和大连、哈尔滨市政府，控制了东北近一半的县份，初步建立了一套自上而下、相当完整的党政军领导体系。中共进军东北之迅捷效能与国民党接收东北之迟缓拖沓恰成对比，双方战后经营东北之成败得失亦于此可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