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全带要系好。”他歪着头,用眼神示意我。可我实在是如坐针毡,没有及时领悟到他的意思便慌乱地点了点头。
于是,蒋初原俯下身,温柔地帮我拉出了安全带。安全带落扣的声音很轻,在这样封闭的空间里却显得有些突兀。我努力保持镇定,把包里的东西翻过来翻过去,想装作没听到,可那清脆的声音在耳边回旋不去,仿佛能烫下什么烙印一般。
二、不管我怎么想,但那些似乎才是这座城市认可的青春
在案件结束之前,我几乎没有睡过一个安稳觉。
虽然那天蒋初原把我送到宿舍楼下时曾安慰过我:“钱的事不用担心。”
可我怎么会不担心呢,五千块不是一个小数目,虽然它对于蒋初原来说或许只是一顿饭,或者一双鞋,可那是他的世界,不是我的,五千块钱大概是我和妈妈好几个月的生活费。
因此,当我接到警局的电话,通知我要退还保释金的时候,我兴奋得恨不得立刻飞奔过去。
我给蒋初原打电话,告诉他要跟我去一趟警局。
他好像在忙,很大声地问我:“你在哪儿?”
“我在学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