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短篇小说之父怔愣良久，耸耸肩，嘟囔一句我听不到的话，悻悻地坐下了。
紧接着站起来的是一脸正气、双目炯炯的雨果。我还没来得及转换倾听频道，雨果已用他那在公众前一向庄严又洪亮的声音开始陈述；他说：“法官先生，旁听席上的诸位，我相信你们大多数人都听到过冉·阿让这个名字。在我的代表作之一《悲惨世界》中，他由于特别饥饿而偷了一个面包，而成为不幸的长期服苦役的人。请允许我强调，我说他是‘服苦役的人’，并没说他是‘服苦役的犯人’。虽然，在我的笔下，也明明是将他写成‘苦役犯’的。但那是我从自己终生恪守的人道主义立场移位于没有同情心之人的立场来看待他的，以便更利于提示他们为什么没有同情心。因饥饿难忍而偷一个面包，与贪污、与由于情场嫉恨而杀人，是完全不能同日而语的。我亲爱的冉·阿让，他一度成为深受百姓爱戴的白德劳先生，并且后来成为不穿教袍的麦里哀主教式的人性温暖的人物。可在中国，你们不但通过现实一次次剽窃我伟大的构思，而且玷污那构思！你们使贪污犯成为一座城市的党校之长！你们使杀人犯隐姓埋名，成功地在二十余年间逃避了法律追究，还以所谓‘大善人’的面目混迹于人世间！我的冉·阿让一度进入过修道院，可你们的贪污犯却进入了党校！这太滑稽可笑了！其实我对中国是友好的。我生前虽未到过中国，但是我对中国文化相当崇敬。我甚至能够容忍现实生活拷贝伟大文学作品的现象，但我不能容忍的是不断拷贝，而且对伟大作品中的好人形象极尽丑化之能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