熊和妮探讨了劳动阶层家庭教育实践中的文化再生产，为劳动阶层的教育观念正名。她认为，当下中产阶层式的教养方式与子女学业成就之间的关联使得劳动阶层家庭教育面临污名化危机：子女学业失败源于劳动阶层家庭教育中的“不参与”“不作为”。她指出，即使劳动阶层在子女的家庭教养方式上存在一些局限性，但是这种简单的归因忽视了劳动阶层家庭教养方式的内在价值，对于处于特定社会位置的阶层，这种教养方式必须被置于与他们的经济文化生活的联系中予以分析。②而后，她进一步指出，劳动阶层子女在通过教育实现向上流动的过程中，与家庭联结成“命运共同体”,这种共同体的特质表现为重视教育、勤奋、努力等，这也是劳动阶层子女所具备的特定的竞争力。①
程猛将取得高学业成就继而进入一流大学的农家子弟，称为“读书的料”。与上述研究不同的是，他关注了学业成绩优异的“循规生”在日常生活实践中的文化生产过程。他指出，农家子弟之所以能取得高学业成就，恰恰是因为他们充分利用了所在阶层的文化资本，遵循着“物或损之而益”的文化生产逻辑，创生出了先赋性动力、道德化思维以及学校化心理品质。但是，他也指出，这种帮助农家子弟取得高学业成就的文化资本存在一定风险，这种风险集中体现为他们跨入大学校门之后，生发出一种复杂的情感结构：穿梭于农村与城市之间面临阻碍人际交往的高墙，基于个人苦行主义产生严重的成功焦虑，陷于异化和自我疏离，甚至走向成功与幸福相对立的道路。这些负面的结果正是文化生产积淀下来的身体化“惯习”。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