夫宋之所以财穷于荐贿，国危于坐困者，无他，无人而已矣。仁宗之世，亦孔棘矣。河北之守，自毕士安撤备以后，置之若遗。西事一兴，韩、范二公小为补葺，辄贡“心胆寒裂”之谣，张皇自炫。二公虽可分阃，固不能出张子房、李长源之上。藉使子房执桴鼓以敌秦、项，长源佩以决安、史，势固不能。而其为彭、韩、李、郭者何人？宋固不谋也。怀黄袍加身之疑，以痛抑猛士，仅一王德用、狄青，而猜防百至，夫岂无可恃之才哉？使韩、岳、刘、吴生北宋之代，亦且束身偏裨，老死行闲，无以自振；黄天荡、朱仙镇、藕塘、和尚原之绩，岂获一展其赳雄邪？唯不知此，而早以财匮自沮，乃夺穷民之铢累，止以供无益之狼戾，而畜其所余，以待徽宗之奢纵。若其所恃以挑敌者，王韶已耳，徐禧已耳，高遵裕已耳，又其下者，宦者李宪已耳。以兵为戏，而以财为弹鹊之珠。当国大臣，无能以定命之谟，为神宗辰告，徒欲摧抑其有为之志，宜神宗之厌薄已亟，固必曰：“赞仁宗四十余年养痈之患者，皆此俦也。”言之徒长，祗益其骄而已。
呜呼！宋自神宗而事已难为矣。仁宗之弛已久，仍其弛而固不可，张其弛而又已乖。然而酌其所自弛以渐张之，犹可为也，过此而愈难矣。安石用而宋敝，安石不用而宋亦敝。神宗急进富公与谋，而无以对也。宋之日敝以即于亡也，可于此而决之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