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样，公元1598年（万历二十六年），汤显祖弃官遂昌的那年秋天，完成了他的杰作《牡丹亭》，首次演出，盛况空前，造成了一曲《惊梦》、万人空巷的痴狂反响。时人誉日“京华满城说惊梦”，“魂兮归来话杜娘”，谈论《牡丹亭》，品评玉茗堂，成为京师的一种新时尚。当舞台上杜丽娘魂兮归来，风情万种地唱起“良辰美景奈何天”时，有多少有情人为之垂泪，又有多少钟情女为之肠断。在张大复的《梅花草堂笔谈》中，有一篇题名《俞娘》的短文，记叙一位酷嗜《牡丹亭》传奇的少女，叹惜剧中人的命运，十七岁却惋愤而终。由此看到《牡丹亭》问世以后，由京师而外省，由中原而江汉，家家咏唱，处处弦歌，一时所及，无不披靡，成不可遏止之势。明朝沈德符说：“《牡丹亭》梦一出，几令《西厢》减价。”清朝俞用济说：“《牡丹亭》唱彻秋闺，惹多少好儿女为他伤心到死？”次年，汤显祖作《南柯记》；再次年，《邯郸记》脱稿。几年间，他的戏剧成就达到了巅峰。
如果说，莎士比亚的成功，是因16世纪英国进入资本主义社会正处于上升的强盛期，给予他施展才华的最佳时刻；汤显祖的成功，正是赶上了万历年间，由最初的富足富有，到真正的富裕富饶的爆发期，使他得以大显身手。可以想象，在灯红酒绿、茶楼饭馆、靓男美女、歌场舞榭、声色犬马、三瓦两舍、丝竹管弦、歌舞升平的表面现象后面，颇具规模的资本经济实力，所形成的拥有财富的新兴阶层，在大都市中涌现，然后遍及城乡，已是一个很可观的政治集群。这个阶层涌动着强烈的消费欲望，其文化需求，和躺在地头上由着太阳晒屁股就心满意足的农民不同，他们渴望着美学价值高一些、文化品位强一些，以市井人物为主体，以城市生活为背景的文学艺术出现，是再正常不过的事情。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变化，盛世有华章，绝代出巨作，汤显祖的《牡丹亭》在这样的文化大潮中，应运而生。加之当时，不仅有职业剧团，还有家养戏班，甚至文人如屠隆、如张岱，也都拥有自己的家班。一些名气很大的文人，如王世贞、如徐渭，也都投身戏剧创作。著《梅花草堂笔谈》的昆山张大复，这位接近于双目失明的文人，他的生活来源并非依靠他写的散文那点菲薄收入，而因为他是剧团的职业编剧，终其一生，写了将近四十部戏，才过上差可遂意的日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