哲学家的政治诡辩是我极力反对的，我的国家近二十六年的不幸主要归因于这些求新者的堕落，有些思想的恶果尚未显现。革命家在伏尔泰和达朗贝尔的引导下，成了法兰西向导，同胞对之非常信任，就去实践抽象的原则，关于自然权利、人民主权和生活平等的原则。[49]
一个时代在结束不久就受到普遍怀疑，对于法国传统的连续性不是小问题。风俗与人心之乱扰乱了民族共识，法国历史有破裂的迹象，普通人以之为传统的只是传统的幻象，由此而生的情感是高傲的，却不真实。破裂的传统衍生的是虚浮的现实感，它会消解法兰西的民族意识。这是断代史的逻辑，推翻了旧的，新的不来，民众在破碎感中想象着完美，信仰虚无，向前追溯没有归宿，向后观望不知所终，于是归咎于前人对传统的破坏。随之而来的是批判意识的失控，它不再用克制的话语，更多的是对故往与现实的愤怒。这愤怒并非来自历史理性，而是变化的感受。一个人在某个时刻不满意，就以为历史中有四处捣乱的阴谋，他若受到官僚的粗暴待遇，就以为制度对他不公。再好的制度付诸实践时都有变坏的可能，但那不是制度的问题，而是人的问题。旧制度下尚存良法，但在个体的隐秘动机和群体阴谋论的蛊惑下，它是千夫所指的罪愆。本不该承受指责的制度承受了指责，作奸犯科者却逍遥自在，民族意识四分五裂。当这类境况无法克服时，法国革命的恐怖政治就有了心理基础：与其忍受不公，不如打碎一切，宁愿在破碎中寻找希望，也不要麻木地活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