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亨他们就是1997年大学毕业之后来到深圳的，但是他们并非传统意义上的职业学者。无论是公务员，还是企业白领，他们都有自己赖以谋生的本职工作，只是在工作之余，或者说是为了长远的生计，他们开始关注深圳，研究深圳，成为深圳学派的另一股力量。他们往往是从工作和生活中遇到的问题出发来研究深圳。因此，在他们看来，深圳学派属于“问题型”学派。他们认为，集合全人类的智慧来创造性地解决当下及未来深圳生存与发展中面临的问题，才是深圳学派的初衷。搞活经济，振兴工商，遂兴商学、经济学；改善公共治理，建设城市社区，就需要新的政治学、社会学；“大运会”要向全世界介绍深圳，证明“深圳与世界没有距离”，那就需要对深圳作一个全球视野下的观照，并且作一个适合全球语境的诠释。因此，他们认为深圳学派不是源于“闲适”，而是源于“焦虑”；不是因为有“闲暇”，而是因为有“隐忧”。远虑近忧成就深圳学问。深圳学派“排忧解难”的深度、广度、强度，彰显其自身的学术价值。
务实地求解问题的思维方式，在这本《深圳传》中有充分的体现。从4分钱的奖金，到锱铢必较的工缴费，到令人眼花缭乱的土地使用费、开发建设费、房屋预售款，到不断变化的科技公司中无形资产的股权比例，老亨用掰指头算账的方式，论述了蛇口的改革开放第一炮的必要性和紧迫性、“三来一补”加工经济的合理性和局限性、高新技术产业在深圳崛起的可行性，以及“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是生命”的内在逻辑性。老亨他们提出的“深商”概念，迅速获得深圳商界和社会各界认可，看来确实是下了一番功夫的。这本《深圳传》，可以说是一本“深商传”。当然，《深圳传》也以较多的篇幅讲述了深圳文化，手法还是一以贯之的：力求发掘深圳文化繁荣背后的硬道理。譬如，深圳年轻人为什么喜欢“大家乐”？“大家乐”文化为什么会在深圳兴盛？大芬油画背后的商业逻辑是什么？商业与艺术的互动关系到底是怎样的？即便对于“深圳读书月”这样的主流文化活动，老亨的论述也力求均衡，既阐述官方主张，也发出民间声音。追求合理性，但不回避不同观点，这样的学问态度贯穿全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