迫于列强的压力及对不签字利弊之判断，5月下旬，北京政府已有如果无法实现“保留签字”即在现约签字的指示，而中国代表团内，驻法公使胡惟德、驻意公使王广圻等为签字派，但他们非正式代表，在正式代表中，王正廷、顾维钧、施肇基等则坚持反对签字。在此情况下，首席代表陆徵祥循规蹈矩，5月28日代表团全体会议讨论对签约的意见之后，他致电北京政府，转述签与不签的两种意见及其利弊得失，认为：“以上两端，互有利害。究竟孰为较善，乞参照迭次电文，再加详审裁定，立速电示。”
陆徵祥如此表现实为自然，如上所论，对如此重大的外交问题，理当由北京政府决定并担责，何况平心而论，陆内心里恐也不愿签这样的条约。他本人曾与日本签订“民四条约”，这是此次会议上中日争执的重点问题之一，故其此前在致北京政府电中有言：“祥一九一五年签字在前，若再甘心签字，稍有肺肠，当不至此。……国人目前之清议可畏，将来之公论尤可畏。”相信这是他的真心话，他可能也确实不愿再签有损国权之约而为千夫所指，但以陆的个性、为人和经历，又不能或不敢抵挡列强的压力和政府的决定。正值此时，6月9日，正在南北交战湖南前线的直军首领吴佩孚致电徐世昌，明确支持学生的主张，表示：“此次外交失败，学生开会力争，全国一致，不约而同。民心民气，概同想见。……如必谓民气可抑，众口可缄，窃恐众怒难犯，专欲难成。犬狱之兴，定招大乱。其祸当不止于罢学、罢市已也。”作为实力派军人，吴佩孚的通电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力，对北京政府平添压力，而身为具体负责官员，陆徵祥更不敢轻率行事。他一再要求政府予以明确指示而后行，原因正在于此。在北京政府迟迟没有明确答复的情况下，陆徵祥干脆在6月17日致电北京政府，声称自己因病“现在不能用心，须将公事一切放下，容著意调治，以观后效”，提议派顾维钧签约。此后中国代表团的主要工作实际是由顾维钧担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