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十年代开始，国难日深，青年学生目击时艰，政治觉悟大大提高，不断从事“抗日救亡”以及“反内战、反迫害、反饥饿”的运动。胡适对此搬出他从外国个人主义者学来的法宝，喋喋不休地告诫青年，要先“救出自己”、“把你自己这块材料铸造成器”，所以不宜参加群众运动。1935年北京爆发了波澜壮阔的“一二·九”爱国运动。胡适连忙发表致北平大学同学书：“若长此荒废学业，今日生一枝节，明日造一惨案。不但于报国救国毫无裨益，简直是青年人自放弃其本身责任，自破坏国家将来之干城了！”（《胡适往来书信选》中，页292-3）这样的论调显然是作为国民党政府策士的胡适妄施釜底抽薪之计。心劳日拙，当然不能得逞。在此期间，中国共产党发表了《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发生了巨大的影响。陶行知时在上海，完全拥护这个宣言关于停止内战，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主张，也积极支持“一二·九”爱国运动。他向人表示，迎接南下的学生代表，以便建立一个南北统一的抗日大联合。他还纠合同志组织国难教育社，推行国难教育，其目的在于推进大众文化，争取中华民族之自由平等，保卫中华民国领土与主权之完整。在国难期间，陶氏教子：“要把自己青春的火药，对准日本帝国主义轰炸，不要在盘子内浪费掉。” （《人民教育家陶行知》，页65）这个期间，胡适又如何教子呢？他对儿子说：“养成做工的习惯是第一要事。没有‘丙’等分数的人可以做学问的，也没有‘丙’等分数的人可以做事有大成功的。”（《胡适的日记》下，页535）胡适所注意的是“救出自己”，“出人头地”，陶行知所注意的是为着民族的解放而英勇斗争。两种人生观，两种教育观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