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来九卿大臣，朕实灼见其无作奸犯科之人，亦无闻有作奸犯科之事。然所谓公忠体国，克尽大臣之职者，则未可以易易数也。不过早入衙署，办理稿案，归至家中，闭户不见一客，以此为安静守分，其自为谋则得矣！……至于外而督抚，内而九卿，朕之股肱心膂也。万方亿兆，皆吾赤子。其为朕教养此赤子者，朕非尔等是赖，其将奚赖？今尔等惟以循例办稿为供职，并无深谋远虑为国家根本之计，安所谓大臣者欤！如仅循例办稿已也，则一老吏能之”。
乾隆话很严厉，也很中肯。作为乾隆股肱，九卿大臣不能仅满足于不作奸犯科，更不能把自己混同于老吏，以入署办稿为供职，应深谋远虑国家大计，有所建树。
科道、御史承担着监察职责。乾隆说：“夫言官之设，本以绳愆纠缪，激浊清扬。朝廷之得失，民生之利病，无不可剀切敷陈。内而廷臣，外而督抚，果有贪劣奸邪实据，指名弹劾，亦足表见风裁”。但实际上科道御史并未尽责。四年（公元1739年），乾隆就指出：“近来科道官员，条陈甚少，即有一二奏事者，亦皆非切当之务……嗣后各精白乃心，公直自矢，毋蹈缄默陋习”。此后，缄默之风虽有所改变，却又转而“摭拾浮器”，以浮言为依据，抓住末节问题作文章，“徒事怀私窥伺”。乾隆认为，言官不能履行职责，关键在素质低。要改变这种状况，就应慎重言官选拔。原来，御史由各部院堂拣选司员保荐，然后由吏部引见，皇帝简命。乾隆以为这办法有局限性，“各堂官保送，皆就伊等所见举出。统计一衙门官员，不过十之一二，其余众员，朕未经遍览，此中或可任科道而不在保送之列，亦未可定”。因此，乾隆三年（公元1738年）时，就改为“例应选翰林部属等官，一概通行引见”，扩大了选拔对象。但选拔对象太多，皇帝又难以一一考察。降至十一年十月，降旨恢复九卿保荐法，但须经请旨考试后，引见候皇帝简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