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督抚）其有一二号称任事者，又徒事申教令，务勾稽，而无当于明作有功之实效，是但知求之于民，而未知求之于治民之吏也。……古称监司择守令，一邑得人则一邑治，一郡得人则一郡治。督抚有表率封疆之任，不在多设科条，纷扰百姓，惟在督察属员，令其就现在举行之事，因地制宜，务以实心行实政”。
从此不难看出，关于法令、官吏和社会安定三者之间的关系，乾隆强调的是官吏的主导作用。他认为，如果一味更张法令，那就是“但知求之于民”，即只知道要百姓遵守这样或那样的法令，其结果只能纷扰百姓，搞得鸡犬不宁。地方治绩如何，不在法令，而在官吏人选，得人则治，任用非人则不治。乾隆如此强调地方官贤与不肖对社会治乱的作用，反对督抚们更张法令，有客观社会因素，也有主观原因。清王朝延续至乾隆时期，封建经济政治体制已定型成套，以改科条为名，行扰民之实，的确不可不防。而作为封建帝王，乾隆又十分自信自己的雄才大略。在他看来，当臣子的只要“仰遵圣意”，照章办事，就可以达到治国平天下目的。因此，与历代帝王一样，乾隆强调的也是人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