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从绘画的材质来看，傅抱石有开阔的视野，又抱着开放的态度，将宫殿壁画、墓葬壁画、寺观壁画等均纳入讨论范围。从汉代的孝堂山石祠、武梁祠等与墓葬有关的美术品，到晋瓦官寺、梁长庆寺等《贞观公私画录》记载的四十七处名迹均有涉及。在早期阶段的美术史研究中，考古发现的与美术有关的遗迹和遗物在揭示绘画的成就方面有不可替代的作用，傅抱石在该书中用到少量考古发现的新资料。由于当时考古发掘刚刚进入中国，发现的与美术相关的资料少得可怜，傅抱石主要通过文献记载展示了壁画的发展。显然，傅抱石把文人画与壁画看作整个绘画系统中缺一不可的部分。傅重新选定了“中国绘画”的研究范围，尝试将多种材质的图像拉入绘画史。他选择的部分图像史料突破了“审美”“唯美”范畴中的绘画史观念，接近今天美术史中“图像”的概念。
第二，从导言中可看出，他非常关注绘画的环境，认为“环境可以变迁一切事物”，绘画绝对脱不了环境的“力”。[30]这一特点可见傅抱石的著史思想有唯物史观的因素。他认为历史是不断进步的、具有因果关系的。在后面的章节多次谈到“环境”对绘画的影响。例如，傅抱石提到魏晋六朝的画风受佛教影响，大约是三种环境造成的：“1.六朝时崇尚清谈，朝野一致，信仰心极其普遍，且经典亦译出甚多。2.传教者络绎于印度、中国之间，且不时携绘制或雕塑的佛像来中国，不无影响。3.造像及壁画极盛。”[31]谈到唐代李思训一派时，他提到“它本来是依晏安的环境而生，就也因不安的环境而中断。”[32]一种绘画风格的出现是政治、经济、文化等多方面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傅抱石很注意绘画中的因果关系。今天我们在美术史研究中会注意原境（context）的问题，将每个艺术家、每件作品放在各自的背景中，探索其上下文的关系。傅抱石在此书中列出影响绘画变迁的环境因素，有类似于原境（context）的成分。绘画不是独立物，是在一定的环境中存在的，傅抱石在书中关注各种相连接的因素，是非常有必要的。联系到“注意这个系统”这一点说法，傅抱石应当是将绘画的环境作“整体”来观照。今天美术史学者也采用“整体读法”，与傅抱石的“注意整个系统”，有类似之处。比如，研究汉代壁画的“整体读法”，不仅注意到壁画的色彩、线条等形式因素，还要从“环境”角度注意壁画所在的墓葬建筑空间以及当时社会环境等。傅抱石所谓的环境，主要是国立兴衰一类的背景叙述。《中国美术年表》延续了这一特点，且进一步扩大了记载范围。在记载美术内容的同时，附记其他历史事件，包括一些在美术史上不算什么大事的史实，比如“公元20年条：庚辰，莽更铸钱法。起九庙”，王莽为了篡权而“托古改制”兴建了一批建筑，在美术史上并不作为重点。此类记载，在年表中不胜枚举。总之，无论是《史纲》还是《年表》，都注意将政治、经济、社会大事与美术史发展结合起来，让读者对美术产生和发展有更完整的时空概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