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知道，历史学的根本任务，是要使人们全面地认识历史发展的进程和规律，并善于从历史运动中吸取经验和智慧，增强对历史前途的信念，更好地投身于当前的社会实践，积极地去创造美好的历史前景。正因为如此，在20世纪中国的艰难曲折、奋斗不息的历史道路上，关于中国通史的研究和撰述，始终伴随着百年史学的发展历程：从梁启超、章太炎、夏曾佑、邓之诚、吕思勉、周谷城，到范文澜、吕振羽、翦伯赞、郭沫若、白寿彝等史学，百年之中，从未中断。他们的设想和著作，已深深地铭刻在20世纪中国史学发展的纪念碑上。从世纪之初梁启超、章太炎关于中国通史的编撰方案，到世纪之末白寿彝先生主持的12卷本、22册、1200万字的《中国通史》巨著的问世，可谓硕果累累，使20世纪中国史学家们的“通史家风”大放异彩。1999年4月26日，江泽民致信白寿彝教授，对《中国通史》的出版“表示衷心的祝贺”，认为这是“我国史学界的一大喜事”，并相信“这套《中国通史》，一定会有益于推动全党全社会进一步形成学习历史的浓厚风气”。我们可以认为，范文澜开创的《中国通史》的出版，白寿彝先生主持的《中国通史》的出版，以及其他一些中国通史著作的出版，反映了20世纪许多有良知、有见识、追求进步、有历史责任感的史学家们的夙愿。这从范文澜曾经写下的一段话中，可以窥其心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