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尔特文本／本文、语言结构／词语自由的分裂与对峙，都出于法国人的天性：一方面，当巴尔特把文本与语言结构的统治秩序决绝地称作“并不阻止人说话，而是强迫人说话”的“语言法西斯”的时候，他是罗伯斯庇尔的后代，语言的雅各宾，他的词语洋溢着1793年的激情，他必然把一切文本、语言结构的权势与暴力当作巴士底狱，丹东的断头台，拿破仑大炮轰击的雾月，等等；而另一方面，当巴尔特把突破文本的本文与解构语言结构的词语自由，倾心地称作“语言的永久革命”“语言的乌托邦”的时候，他又是傅立叶的后代，语言的法郎吉，他的词语沉浸于1516年的梦幻，他必然把本文与词语的自由当作最后的乌托邦、永远的乌托邦，在言说中或者在聆听中，让任情游戏的词语来来去去，带去什么，又带来什么。一个传统。巴尔特一旦意识到“文学中的自由力量……取决于作家对语言所做的改变”，照我的理解，他也就把马拉美的“改变语言”与马克思的“改变世界”改变成他的在语言中改变世界。(13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