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外，漫长的执政生涯让步入暮年的萧衍志得意满，骄傲自负，喜欢报喜不报忧，逐渐丧失了正确的判断——这点在暮年乾隆身上也有体现。这是皇权对一个人正常思维长年潜移默化侵蚀的结果。这时候，奸佞小人闻讯而来。乾隆身边有和珅，萧衍身边有朱异。与和珅一样，朱异也能力超群，处理起政务来像流水线一样，从来不让政务出现堆积。但是他一心揣摩萧衍的心思，阿谀奉承，以献媚得宠。侯景归降时，萧衍冥冥之中也有怀疑。他召集大臣讨论，说：“我国家金瓯无缺，现在侯景献地，到底是好是坏？万一有点意外，悔之何及？”朱异揣摩萧衍内心贪恋“收复中原”的“丰功伟绩”，就说：“若拒绝侯景，恐怕之后再没有人愿意归降了，愿陛下无疑。”同样是朱异，在侯景造反后，信誓旦旦地说侯景绝对不会渡江。
后人不能说萧衍是个无所作为的昏君。萧衍选择了让南梁王朝沐浴在佛光之下，但他忽视了任何战略都不是包治百病的神药，需要其他战略和战术的配合，需要适度适量和有原则的使用。在纷繁复杂、强敌对峙的南北朝时期，一味地推行佛化政策，只会削弱自身的抵抗力。因此，萧衍也不能算是一代明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