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璧德认为日本抛弃了佛陀，相比之下，中国则不同。他认为佛陀和孔子的人文主义和缺乏教条主义使得他们很少被认为是弱势的思想。他举他的中国学生张歆海（H.H.Chang）的抱怨为例。张抱怨说西方人已经把不必要的神学和形而上学的纠葛带入了宗教。比如张说帕斯卡用他的怪异教条来攻击耶稣会式的诡辩。随后白璧德说远东最自由的教义是佛陀自己的教义。他指出学者一般同意巴利文中的材料即是在锡兰和缅甸等地流行的小乘宗教基本形式，这比流行于西藏地区、中原地区、韩国、日本等地的大乘宗教形式更值得相信是来自佛陀本人的教诲[56]。其实这可能也受托马斯的学术影响，托马斯所著《作为传奇和历史的佛陀传记》附录部分列出了巴利文经典和其他佛教派别的文献，但其著述主要基于巴利文文献[57]。白璧德在一开始的《法句经》翻译引言里已经提到他参考了托马斯的著作。他还认为新发现的阿育王铭文也能证实这一点。白璧德当时能够注意到阿育王铭文，已经很不寻常。他看来并不是一位只关心文本文献的佛教学者，也还注意到当时发现不久的阿育王铭文。不过，他对大乘、小乘的认识基本上反映了早期东方学特别是印度学以新发现的巴利文文献重建所谓早期佛教的认识，这当然一方面认识到了佛教文献不断发展的历史，但另一方面，这实际上也反映出当时人对巴利文佛教的认识是一种欧洲印度学、佛教学家“文献主义”建构起来的佛教形式[5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