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本书的由来，颇有几分峰回路转、云舒霞卷的意味。2015年11月初，学术会议上偶遇学长储朝晖，读博士期间他高我两级，多有交往，他聊起正组织人马做“民国教育社团史”，问我可有社团推荐，可有兴趣加入。我当时已接下浙江大学田正平老师的征召令，承担着《民国社会教育研究》撰写任务，无暇他顾。回来后，和学生李媛说起此事，觉得中国社会教育社很值得一做，她正开始攻读教育史的博士学位，自告奋勇尝试一下，我们一起讨论了框架，并和储师兄做了对接。李媛开始频繁往来国家图书馆，社教社四次年会报告和《社友通讯》是大宗资料来源。按照丛书规定，要以时间为维度呈现社团发展脉络，大纲几经修改，资料日多，她却日益焦虑，为写不出新意反复纠结。我当时正陷入《民国社会教育研究》煎熬中，对史料仅能草草浏览，提议不妨从经费、社员发展、政策参与等方面试试，至于如何进入，如何兼容现有框架，却难以给予多少实质助力。后来，因开题压力李媛中断尝试，社教社研究出师未捷，悬空搁置。储师兄再三希望我能接手，不善于说不的我只有硬着头皮，答应等书稿完成后试试。2017年3月结束《民国社会教育研究》书稿创作，我正式进入社教社专题研究，经过月余资料阅读梳理，恍然发现，如果没有对整个民国时期社会教育的整体把握，没有对其时社会语境的深切体会，就难以理解社教社中的其人、其事，更难以进入它搭建的政学两界的公共话语空间，换句话讲，如果没有经过十多年学术铺垫，面对社教社，或许我一样束手无策。此时，方才明白这个选题对初涉社教研究领域的李媛来说，是多大的困难所在，她听我说起这些感受，半开玩笑地讲幸好她勇于放弃，没有毁掉社教社这个好选题，兜兜转转，一年半过去了，再次遇到，便是“不早一步，不晚一步”的恰逢其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