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之，无论以保甲为中心的乡村村政建设实验，还是以民众基础学校为中心的乡村基础教育普及实验；以合作社为中心的乡村经济建设实验，抑或以乡村青年学校为中心的乡村青年训练、以乡村基础学校为中心的乡村基础教育实验；两个实验区最为注重的，是为各式培训、训练制定详细日程表（如表3-3、表3-7、表3-8、表3-14），这些日程表背后的军事化的班级生活，为保甲长、塾师、壮丁、乡村青年等民众领袖，军民训练、儿童班传习生以及合作社成员，构建一个有特色的、不同于日常生活的集体仪式的空间，在这个空间里，国家意识形态的灌输、社会认同的构建，培养他们成为国家政权的代言人而非乡村社会的代言人，成为主要目标。“洛阳实验区可以说是处处依着中国国民党的主义和法令，并且帮助党政机关推动主义和法令的施行。”[198]“本区一切事业进行，务须本洛阳县政府之县政进行及区署地方自治的实施，及其他乡建机关切实联络，以谋建国方针的齐一而收政教养卫合一的实效”。[199]花县实验区时时强调训练乡村中坚人物，以民族教育、国难教育为中心，使他们负担起建设乡村的重任，再造乡村复兴民族。
美国社会学家科泽认为：“人们需要为他们自己构建一种社会认同，以及表达出和他人的一致感，集体仪式为达成这些目的提供了重要的方式。”[200]在集体生活仪式的作用下，原本抽象的国家、民族、政党等概念因特定生活课程安排而具体化，成为引导、强化学员集体记忆的重要载体，党歌、党旗、国旗、总理遗像、总理遗嘱等作为国民党政党文化的符号，作为三民主义意识形态的重要象征与载体，密集出现，不同年龄阶段的民众们浸润在训练班所表征的各种意义符号之中。而象征符号和仪式作为社会动员、国家认同的方式之一，它们具有整合族群、团体和社区的认同和强固功能，象征符号通过仪式过程得以生动呈现和充分展示，“符号对社会产生影响的关键在于符号霸权的形成，从而使人们对符号产生习惯性记忆，并将这种记忆化为集体无意识从而对他们产生作用”[201]。各种训练班、民众基础学校的生活课程安排中，教员们的身份、主要内容以及口号等，都成为国民党“党治”权威下基层社会渗透的文化运作方式，构建的集体记忆为国家观念、政党认同做了坚实铺垫。“（洛阳实验区儿童高级班升旗典礼，笔者注）民族意识是我国教育所亟应培植的，每当上早操时前，朝气方盛，即撞钟升旗，全体肃立致敬，村民每个人的心中又是怎样的动荡着国家观念呢？”[202]实际上，无论洛阳实验区，抑或花县实验区，均利用这种制度设计，将彼时中国政治、经济、教育文化等方面的丰富素材进行抽丝剥茧，凝炼为集体记忆的简洁文本，在这“丰富”与“简洁”背后，体现的是实验区在进行集体记忆建构时采取的多维途径（包括时间、空间和仪式议程、宣传口号等），而每一种途径都在为实验区“政教合一”的实验目标制造着可能。借助这种富含象征与隐喻的多维途径，社教社的精英们向实验区的民众们渲染新的生活秩序和价值取向，民众们身处其中，民族国家、党治文化、合作经济、新生活运动等流行话语体系，被安插在不同形式、不同主题的实验事业中，多向度渗入他们的社会日常生活，党歌、党旗、国旗、总理遗愿等三民主义符号被广为认同。洛阳实验区管教养卫实验事业[203]，花县实验区的乡村青年训练、乡村基础教育实验，绝不仅简单地将政治秩序投射到象征层面，还为政治秩序完善提供了新的佐证，为新形势下政教合一提供了一条新途径。单就完成六年计划的洛阳实验区来看，如果从实验区董事会的顶层设计和结果来看，偏于一隅、似乎不那么轰轰烈烈的洛阳实验区事业实验，大体按照预定目标进行，其实验结果甚至与国家重大的法律意志和政治制度——以国民教育为中心，容纳儿童、青年、成年于一体，包括政治、经济、文化、军事为一体的新县制不谋而合[204]，折射到新县制下的国民学校实践中。从这个角度讲，社教社合办实验区的价值和结论，似有重估的必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