音乐在中国历史上具有非常特殊并且重要的地位。音乐要繁荣发展，必须有坚实的音律学知识作为基础。在古代，礼乐并重，班固《汉书·艺文志》用孔子话说：“安上治民，莫善于礼；移风易俗，莫善于乐。二者相与并行。”北京大学李零教授曾就孔子上课“弦歌之声不绝于耳”，指出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原因便是当时社会的诗不是说的，而是用来唱的，而且还作为外交辞令使用。音乐在古代社会中的地位，由此可见。古人对音乐的重视，也就促进了相应音律知识的进一步发展，促成了音律类著作的不断涌现。
在先秦时期，古人已经积累了相当丰富的音律学知识，但这些知识大都散布在有关书籍当中，没有专门论述音律的著作。例如，影响古代音律达两千年之久的三分损益法，具体内容最先出现在《管子·地员》篇；传统十二律的名称，最早则是在《国语·周语》一书中得到阐述的。对音律与节令、气候的关系，在《吕氏春秋》《礼记》等书中，都有所论述。这构成了中国古代音律学说与天文密切相关的重要特点。
进入汉朝以后，音律知识仍然广泛散布在各类书籍当中，并没有发生太大的变化。实际上，在整个中国历史上，这种情况一直都是存在的。例如七声音阶就是在《淮南子·天文训》中第一次被提及的，这本书是一篇天文学著作，但却花了相当大篇幅讨论音律的理论。汉代时期等到司马迁撰写《史记》，开辟了中国音律学著作的新纪元。《史记》首开以专章讨论音律的先例，在音律类著作中，有着独特的地位。《史记》中“乐”“律”占了八书中两书，可见对乐律学知识的重视。尤其是在“律书”部分，除了介绍有关音律计算的具体内容外，司马迁还对五声、十二律以及和历法相关的十干、十二支、十二月和二十八宿在“风和气”的基础上进行介绍，从而加强了古人把历法和音律相对应的思想倾向。后来，班固在《汉书》中继承这套理论，使其变得更加系统化，编撰为《律历志》。自此，音律学说在正史中奠定了不可动摇的坚固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