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卡尔停留在拉姆西斯的一个半月中，他只有三次在特蕾莎的小屋子里待了较长的时间，每次都有几个小时。这个房间自然比厨师长女士的任何一个房间都要小得多，里面放的几样东西也都几乎堆在窗户旁边，但在经历了大寝室之后，卡尔已经理解了拥有一个相对安静的私人房间的价值，尽管他没有明确表达出来，但特蕾莎看得出他喜欢这个房间。她没有向他隐瞒任何事情，而且从她第一天晚上来拜访过卡尔开始，再想向他保守秘密也就几乎不可能了。她是个私生女，她的父亲是一个建筑监工，他曾让她们母女从波美拉尼亚追随他来到这里；但他似乎觉得把她们接来他就已经尽了责任，又或者他原本在码头想接待的另有他人，而不是这个面容憔悴、过度劳累的女人和虚弱孩子，在她们抵达后，他很快就移民去了加拿大，没有给出任何解释，被留下的母女二人既没有收到过他的信，也没有收到过其他消息，这在一定程度上也不足为奇，因为她们已经流落到了纽约东部拥挤的贫民区里，再也无从寻找了。
有一次，特蕾莎讲起了她母亲的离世经过，当时卡尔正站在她旁边，望着窗外的街道。那是一个冬夜，那时她大约五岁，她和她母亲各自背着包裹匆匆地穿过街道，寻找睡觉的地方。起初，母亲拉着特蕾莎的手，那时的街道风雪肆虐，她们基本无法前行。母亲的手冻僵了，于是她松开了特蕾莎，也没再回头看她。特蕾莎不得不努力地紧紧抓住母亲的裙子。她跌跌撞撞地跟着母亲走，甚至还摔倒了几次，但母亲像是陷入了疯狂一般，没有停下来，一个劲儿地往前走。在纽约那漫长而笔直的街道上，暴风雪是何等肆虐啊!卡尔还没有在纽约经历过冬天。如果迎着风走，而且风卷着圈，那么根本无法睁开双眼。风会将雪吹碎了，揉打在你脸上，你奔跑着，但又无法前进，那真是令人绝望。孩子在这种情况下显然比成人要有优势，他们可以在风下方穿行，对一切还颇有兴趣。因此，当时特蕾莎也并不能完全理解她母亲，她坚信，要是那天晚上她能更聪明点地——但她当时还只是个小孩子——对待她的母亲，她的母亲大概就不会遭受如此悲惨的死亡。当时母亲已经失业两天，身上没有一点钱了，白天她们在户外度过，什么吃的也没有。她们的包裹里只有一些没用的破烂，或许出于迷信，都不舍得扔掉。到了第二天早晨，母亲原本有工作可以做，但由于她感到筋疲力尽，担心自己无法好好利用这个机会，她一整天都在试图向特蕾莎解释。当天早上，她在街边就已经咳出许多血，把路人都吓坏了。她唯一的渴望就是能找到一个温暖的地方休息一下。然而恰巧就是那天晚上，她们压根儿找不到地方休息。她们每到一个地方，只要看门人没有把她们赶走，她们就能在那儿至少躲避一下恶劣的天气，休息一下，而她们还要穿过狭窄冰冷的走廊，爬上很高的楼层，绕过院子里的狭长露台，胡乱地敲门寻找帮助。她们一度没有勇气去和人说话，然后又向每个迎面走来的人求助。有那么一两次，母亲喘不过气般地坐在安静的楼梯上，痛苦地一把搂住努力抵抗的特蕾莎，把嘴唇紧紧地贴在她的脸上，亲吻着她。当她后来知道那是母亲最后的亲吻时，她怎么也无法理解，觉得自己即使是只小虫子，也不可能盲目地看不出这一切。在她们经过的一些房间里，门敞开着，只为了把屋内令人窒息的空气散出来，而在那宛如被火烧过的浓雾中，会有某个人的身影从屋里走出来，在门框处显现出来，他会沉默着或是用简短的几句话语表明她们不能在那个房间里落脚。现在回想起来，特蕾莎觉得，母亲只在最初的几个小时里认真地寻找过落脚点，因为大约到了午夜以后，她就没有再去问过谁，尽管她到黎明前一直都在奔波，虽然在这些永远不会关闭门窗的房子里总是有生活的气息，也总能时时刻刻地遇到人。当然，那并不是什么能让她们快速前进的奔跑，而只是她们能付诸的最大努力，事实上她们也可能只是拖着脚步在慢慢走。特蕾莎甚至不知道从午夜到凌晨五点，她们是去过二十栋房子还是两栋，还是压根儿就只去过一栋房子。这些房子的走廊为了能最大化地利用空间，因而都设计得十分巧妙，却让人不能轻易地辨别方向，她们不知道有多少次大概穿过了相同的走廊!特蕾莎隐约记得，她们曾在一栋房子里不停地搜寻，想要找到那栋房子的大门，但也同样记得她们好像是在街上转过身后，就又冲进了那栋房子。对一个孩子来说，这无疑是种难以理解的折磨，或是被母亲抱着，或是紧紧地抓着母亲，听不到一句安慰的话，就这么被拖着走。那时这整件事对她来说唯一的解释似乎是，母亲想逃离她身边。因此特蕾莎抓得更紧了，就连母亲牵着她的一只手时，为了安全起见，她还会用另一只手抓着母亲的裙子，并不时号叫哭泣。她害怕被留在这里，被留在这些人中，他们在她们面前踩着沉重的脚步爬上了楼梯。她们身后还有看不见的人正从楼梯的拐角处朝她们靠近。那些人在走廊上的一扇门前争吵，互相推着对方进到了房间里。喝醉的人在房子里漫无目的地唱着含混不清的歌。还好，母亲和特蕾莎成功地溜过了这群正要聚集成一团的人。在深夜里，当别人不再那么关注一切，非要坚持自身的权益之时，她们本可以至少挤进一个由私人业主出租的公共睡房，她们也曾经路过了几间这样的睡房，但特蕾莎还不懂这些事，而母亲也不再想休息了。早晨，一个美好的冬日开始了，她们俩倚靠在一栋房子的一面墙上，也许稍微睡了一会儿，也许只是睁着眼睛茫然地张望过。这时她们才发现，特蕾莎弄丢了她的包裹，为了惩罚她的粗心大意，母亲打了她，可是特蕾莎没听到也感觉不到母亲的打击。然后，她们继续穿过日渐熙攘的街道，母亲靠着墙走着，经过一座桥时，母亲用手从栏杆上刮下了桥上的冰霜，最后她们来到了一个工地，那正是母亲被安排要去上班的工地，特蕾莎当时接受了这个现实，但现在她却无法理解，怎么她们就正好到了那个工地。母亲并没有告诉特蕾莎，她应该待在那里还是离开，特蕾莎把这当成了让她原地等待的命令，因为这也最符合她的意愿。于是，她坐在一堆砖头上，看着母亲解开包裹，拿出一块斑斓的碎布，用它绑住了她围了一整夜的头巾。特蕾莎太累了，甚至都没有想到要去帮母亲。母亲没有像往常一样去登记，也没有问任何人，就爬上了一个梯子，仿佛她已经知道自己要被分配什么工作。特蕾莎对此感到惊讶，因为女杂工们通常只是在下面做些比如溶解石灰或是递送砖头这样的简单工作。因此，她以为母亲今天要干更高薪的活儿，她还睡眼惺忪地抬头对母亲笑了笑。这个工地盖得并不高，才刚刚盖到一层，尽管已经支好用于向上加盖的高脚手架直指蔚蓝的天空，不过还没加连接木。在那上面，母亲已经灵活地避过了那些砌砖头的工人，令人惊讶的是，他们没有理会她，只是让她继续往前走。她小心翼翼地用纤细的手抓住了充当栏杆的木板，特蕾莎在下面惊讶地看着母亲的敏捷身手，而且相信，她从母亲那里获得了一道友好的目光。然而，随后母亲走到一小堆砖前面，那道栏杆在那里结束了，很可能通道也在那里中止了，但她却没有意识到，径直地走向了砖堆，她灵活的身手似乎也消失了，她把那一堆砖撞倒了，并越过它向下方跌去。许多砖头都跟着滚了下来，不一会儿，一块沉重的木板不知道从哪里脱落，砸在了她身上。特蕾莎对母亲的最后记忆是，她双腿大张地躺在那里，还穿着那条从波美拉尼亚带来的格子裙，那块落下的粗糙木板几乎将她覆盖住了。然后，人们从四面八方跑了过来，工地上方还有个男人生气地向下喊了些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