既然看到了光，就想用他的诗学填充我心中最深的黑洞。
1993年到1996年读研期间的大学校园，弥漫着萎靡混沌的气息。谁也不知道“我从哪里来，要到哪里去”，也不再流行思考这种问题。诗歌不再是时代的冠冕，诗人的光环逐渐黯淡，新时代的文化英雄们一视同仁地嘲笑着真假正经，任何一种“严肃”都为人所不齿。一批知识分子遂奋起讨论“人文精神”，并将“反对崇高”“精神堕落”“犬儒主义”的指控加给了时代新宠王朔。但道德姿态下的价值内核是什么？意义与自由的源泉在哪里？让一个人战胜虚无和哄笑的精神支撑在哪里？却也没人说得出。
我感觉自己就像纪德的《伪币制造者》里无力自卫的小波利——他因受不了“现代主义者”日里大尼索的嘲弄，开枪自尽。我呢，也找不到安然活着的理由。耳边尽是解构者的哄笑声，令我羞愧欲死。一个下午，任老师点评完我的论文作业，就酝酿结束的气氛，我却坐着不动。
“任老师……”我嗫嚅着。
“嗯？”
“您觉得，活着……有意思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