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虚等人的佛教革新，主要体现在佛制佛事佛徒方面，核心是“整理僧伽制度”。
“整理僧伽制度”是太虚在1915年提出来的，以后太虚及其领导下的革新人士一直围绕它从事佛教革新活动。以至于后来他的“大将”印顺和芝峰干脆说：“现在中国佛教的情状呢？不是当先‘律’、‘禅’、‘教’、‘净’那样的争见了，据说是在‘新’、‘旧’之争。其实曾有什么在学理上运用方法的‘新’、‘旧’之争呢？没有。干脆地说句吧：新的只是主张‘整顿僧伽制度’，旧的呢要‘一切守旧’。”[29]
太虚在解释这样做的原因时说：“辛亥革命成功，中国既成立了共和立宪的国家，僧伽制度也不得不依据佛制加以适时的改变，使成为今此中国社会需要的佛教僧寺”。换句话说，建立人间佛教，并促使佛制佛事佛徒趋向现代化，是太虚整理僧伽制度的主要动机。
太虚的这一动机，可以从他给《海潮音》和《现代僧伽》两个刊物确定的宗旨中看出来。他给两者确定的宗旨分别是“发扬大乘佛法真义，应导现代人心正思”；“团结现代僧伽，住持现代佛教，建立现代佛学，化导现代社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