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一九三〇年的“世纪病”，尤其是我们的时代过分贪求幸福的结果。它沉湎在它认为的幸福之中，疯狂地追逐快乐与金钱。速度狂，享乐狂，刺激狂。
金钱赚得那么容易，那么快，不必准备，没有限制，而且要急急地再去赚，因为要防他的钱被人家赚去。可是最近二三年来的艰苦的经验，似乎把这种精神转换了趋向。狂放的行乐，只有每天变换，才不致变成单调，且还要使今日的比昨天的更浓烈，更陶醉。然而，这倒并非易事。人厌倦得真快。无论是什么形式，老是酣歌醉舞，结果是仍使你烦闷，剩下你一颗寥寞的心与一架疲乏之极的皮肉机器。
至于速度，无论把它如何増髙，末了亦与“不动”一样单调。长途的旅行与颠簸，把肉制的陨石在大路上飞滚，究竟令人感到极度的困倦。
还有，尤其是社会的艰难，生活高昂的恐慌，找不到住屋的烦恼，使向往过正规生活的他们或她们痛苦，不安，因为眼见生活受着阻挠。
总而言之，一九三〇年左右的“世纪病”，是缺少理想的悲哀，缺少内生活的烦躁。依桕斯格（Pascal）的说法，是“男人和女人们精神的骚乱，往往是由于他们留在室内的时间太少之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