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毋辅之，字辅国，泰山奉高（今山东泰安东）人，性嗜酒，放纵不拘小节，与光逸、王尼、阮孚等人放达终日，屡有荒诞之迹。一次，他与谢鲲、阮放等人散发裸裎，闭室酣饮累日，光逸至，欲推门而入，守门曰不准，光逸便在门外脱光衣服，露头于狗窦中窥之而大叫，遂呼其入门共饮，通宵达旦，夜以继日。
《晋书》评论这些放达之举曰：“若乃解袒登枝，裸形扪鹊，以此为达，谓之高致，轻薄是效，风流讵及。道睽将圣，事乖跰指，操情独往，自夭其生焉。”[20]西晋放达派名士的这些荒诞行为形式上虽和竹林七贤有相似之处，但实质上却有不同。竹林七贤虽不遵礼法，然精神超然方外，因此不为物欲而纵恣，旷达而有节制。西晋名士的放荡越礼，则几近轻薄、荒唐，徒有旷达之名，并无玄学之心。
西晋玄学则在进一步发展，尤其元康到永嘉年间，社会危机加深，礼法愈亦松弛，玄学思想取得了颇为可观的成就。其标志就是《庄子注》的问世，使魏晋玄学流派中继王弼、何晏之后，又形成了向秀、郭象流派。
名教与自然的关系问题，是魏晋玄学的一个核心命题。正始玄学主张名教本于自然，王弼、何晏都调和儒道。竹林玄学主张名教与自然各不相同，难以相容，强调越名教而任自然。西晋玄学之士则认为名教与自然并无矛盾，从王衍、乐广到裴楷、庾敳、阮瞻诸人都调和名教与自然。乐广的“名教内自有乐地”，王衍的自比子贡又推重庄子，阮瞻的“将无同”等都反映了这一倾向。郭象进一步提出名教即自然，以儒道为一。若将此论推而广之，那么“有为”即是“无为”，“庙堂”即是“山林”，“外王”即是“内圣”，“周孔”即是“老庄”。显然，对玄学理论的这一发展更适应西晋世家大族的需要。为世家大族享乐安逸，又标榜清高的双重人格提供了理论依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