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仁林的《虚字说》提出了“神情声气”的观点。如“前之请业于师，师曰：‘虚字无义。’后之更端于弟，弟亦曰：‘虚字无义。’夫虚字诚无义矣，独不有气之可言乎？吾谓气即其义耳”[10]。又如“凡书文发语、语助等字，皆属口吻。口吻者，神情声气也。当其言事言理，事理实处，自有本字写之；其随本字而运以长短、疾徐、死活、轻重之声，此无从以实字见也，则有虚字托之，而其声如闻，其意自见。故虚字者，所以传其声，声传而情见焉”[11]。“神情声气”说用于语气词较为妥当，遗憾的是他将这一观点用于所有的虚词，就失之偏误了。总的来说，他对语气词的分析多有精辟之言。如以下一段话：“语已之辞，不过随语带其声以见意，其所带之声，或足之、或拖之、或顿之、或撑之……语意籍是声以圆成，而非此声气之中即具有语意也。在注疏中，往往随文立诂，即以语中之意为解，读者当善观之。不然，几何不此通而彼窒乎？”[12]指出对虚词的解释不能随文立诂，不能以语中之意为解，这正是他看到了前人之失误所在。惜乎后来许多学者在研究语气词之时，仍常犯“以语中之意为解”的毛病，这些我们在后面还要提及。袁仁林还注意到了书面语和口语的差别、通语与方言语辞的不同，这些都难能可贵。如“盖说时为口吻，成文为语辞，论字为虚字，一也”[13]。又如“盖今人只求之于雅，而不求之于俗，故下一半都晓不得。观《朱子》求俗语，乃知《诗》中‘乎而’、‘只且’、‘也且’等合声，皆当时俗间有此，不过拖沓其声以申意耳”[14]。又如“盖虽在寄棘戎虏之乡，鸟言舌之俗，亦少口气不得。当其掉舌之时，何尝有‘焉’、‘哉’、‘乎’、‘也’等字”[15]。可惜这些见解散于书中，加之表述偏于简单，未能引起后代学人的足够重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