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光先好痛苦，好痛苦。怎么能用洋鬼子的历法呢？怎么能让洋鬼子在京都建堂传教呢？他大声疾呼地上书：“宁可使中夏无好历法，不可使中夏有西洋人。无好历法，不过如汉家不知合朔之术，日食都在晦日，而犹享四百年之国祚；有西洋人，吾惧其挥金以收拾我天下之人心，如厝火于积薪之下，而祸发之无日也。”
凡伪君子，皆假道学，凡假道学，都有一张道德警察那张“天丧予”的面孔。这番高论，也就是“文革”期间“宁要社会主义草，不要资本主义苗”的最早版本。杨光先要是能活到二十世纪六十年代的话，很可能被江青礼聘进中央文革小组当顾问的。
总算熬到顺治十一年，杨光先突然看到隧道尽头的一丝光亮。
那时没有社论，没有文件，只有谕旨，那时的整人者都从这些一道道的谕旨中，了解最高当局的动向。这份宗人府收到的谕旨，别人读了也许不会在意，皇帝说：“宗学读书宗室子弟既习满书，即可阅读已翻译成满文之汉书，永停习汉字诸书。”但杨光先读出了谕旨背后的文章，永不许满族子弟读汉文书籍，这表明汉族文化已在统治者族群中，占有非同小可的位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