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学家们很少注意第一种教育的发展。它们只是在1860—1870年以后才慢慢地得到巩固，与传教士及中国作者的西文译介工作成比例地同时并进。最好的书院在其计划中引入了现代的学科，例如，创建于1884年的江苏省江阴县的南菁书院以及华北地区直隶省保定府的莲池书院，南菁书院还附设了一所天文台。19世纪七八十年代许多老少学者所写下的日记也可证明。他们与友人、同僚，就外来的学科进行了广泛的阅读讨论。他们的信息大多取自书报，很少通过与在华的外国人接触而得到。对某些政府涉外机构的雇员及在地方高级官员幕府工作的学者来说，与外国人接触确实不失为一个消息来源，但总的说来，其他的人对这种接触并不热衷。这样，通过各人的阅读，外部世界的知识便在各省的知识阶层中广为流传。更为重要的是，这使他们汲取了欧洲的政治和科学思想，这为1894—1898年突然爆发的政治改革做了准备。
另一方面，旨在教授西方文化知识的专门学校的发展更令人瞩目。第一所这类的学校是1861年清政府在北京设立的语言学院——“同文馆”，创办目的在于培养翻译人员。因为1858年的条约规定，中国当局在与英国政府的代表打交道时必须使用英语。1863年，广东、上海也设立了类似的机构。1867年，北京的同文馆增设了科学课程，然后又增加了翻译局。接着上海也照办。有的省会还建立了官办的学校，为外交准备所需的行政人员，也建立了几所不同的技术学校，为海军、陆军的现代化计划以及电信系统、采矿、冶金工业的发展培训必要的骨干力量。到1893年，已有22所专门教授西方学问的各类专业的学校。此外，还必须加上1872年开始实行的派遣人员出国的制度，清政府安排了数批经过精选的中国学生去美国、法国、英国及德国接受全面的或部分的训练。但直至1894年中日战争，派往海外的学生总数不会超过300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