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成了他的禁忌。
当代文学史，也是一部文学批判史。其实，我在想，“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启蒙者，从西方文学引进“评论”这一种文体，与中国传统的《文心雕龙》式、《诗品》式的经典评论，以及李卓吾、毛宗岗、金圣叹式的点评式的随机评论，其目的，是要将评论和创作，构成平行的，缺一不可的，文学之车上的两个轮子。无论胡适、陈独秀，还是鲁迅、刘半农，都没有打算使评论相当于检查官的公诉书，使评论家扮演作出终审判决的法官那样的角色。
评论家和作家，有其天敌的矛盾一面，但也有互为因果，彼此推动的共生一面。新文学运动早期，文坛活跃状态的形成过程中，作家和评论家的互动，是起到重要作用的。这也与“五四”以后的大部分文人，其学养，其教养，其素养，其涵养有关，他们程度不同地在身体力行着这个初衷。
现在，再回过头去看“五四”时期，那大家风范，真是令人怀念。